中國的 “近代” (1840―1919)史觀與歷史敎學 根據毛澤東的論斷，由鴉片戰爭開始了中國半植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會，因此，反帝反封建鬪爭成了中國人民的基本任務。這些對于中國近代的規定是在中國革命過程中形成的。新中國成立以來，通過關于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中國史學界基本上同意胡繩提出的 “三次革命高潮” (卽 “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包含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于是，中國近代史的硏究者以 “半植民地半封建社會”、“反帝反封建鬪爭”、“三次革命高潮” 等三个槪念爲主要敍述方式。 從1980年起，中國近代史學界又進行了對于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的討論。李時岳先后對于胡繩的 “三次革命高潮” 槪念，提出了懷疑和駁難。李時岳主張要以 “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資産階級革命” 作爲中國近代史進步潮流的基本線索。以后，他再次發表文章，强調包括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在內的所謂 “四個階梯” 論。又表示此說幷非與 “三次革命高潮” 論對立，只是部分地修正和補充它而已。 兩者意見的最大不同是對于洋務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的評價。從李時岳的觀點看，洋務運動具有進步性，但是胡繩不承認洋務運動的進步性。並且李時岳不認爲義和團運動是農民革命，而認爲是抵抗侵略的民族斗爭，義和團運動不在于基本線索上。但在胡繩看來，雖然義和團運動是傳統的農民鬪爭形式的繼承，但是把打擊的矛頭直接指向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包括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在內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時期是中國近代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