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天寶年间所进行的教育與科举制度改革主要有：玄宗开元24年(733年)国子监四门学允许平民子弟入学；允许民间设立私学；开元24年(736年)将科举官吏监督机关劃归禮部；开元26年(738年)规定考前对主考官行禮；天寶9年(750年)设立廣文馆等以防止国子监生员逃逸，由此可以得知，種種举措基本都是在开元後期实施的。 从其内容来看，前两项是为扩充中央及地方生员而设，後三项是为强化科举體制及其内容，主要集中在科举和进士科，而與学校教育及相关的明经科地位的改革却没有实行。细究改革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幾点： 第一、开元24年(733年)面向平民子弟，施行国子监四门学准四生制度，使国子监传统教育从等级制、定员制、经学为主的特徵中脱離出来，促进了教育的平等化，成为兼容贵族與中下层子弟二元性格的教育機關，但是从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认识到国子监的堕落。 第二、允许民间设立私学，可以说扩大了唐朝前期地方教育機構的基礎，形成了地方官学與私学的连接體制，但在唐朝後期，随着王权的衰弱，进士科的盛行，同时也成为官学发展的绊脚石。 第三、开元24年(736年)将科举官吏监督機關劃归禮部，使其同时掌握学校教育和科举，是通过学校教育强化科举制度的一大良機，但是，由於只是将改革的着眼點放在科举之上，从而最终错过了‘学(教育)’、‘仕(科举)’互补发展的良機。 第四、开元26年(738年)规定考前对主考官行禮是在开元24年(736年)科举劃归禮部後实施的改革，由此可以得知科举的重要性不仅仅只放在人才的选拔上，“重师重道”的儒教政治理念更为重要。但是，作为统治者的玄宗，自身比较崇信玄学，从而使改革只是流於形式，失去了其本质意义。 第五、天寶9年(750年)在国子监设立廣文馆虽然是为了防止学生逃逸，但是，由於社会上进士科的热风也被吹至国子监，从而使学校教育轻明经、重进士，轻教育，重考试，真切地反映了當时的教育状况。 以上五点改革措施，如果说开元时期主要是为了学校教育的平民化等向周边地区的扩大而努力的话，那麽，天寶时期只从设立廣文馆这一措施就可看出，所谓的改革也只是为了向现实妥协，从而变得毫無意义。原因诸多，但对儒教主义教育政策的依赖，以及以学校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和选拔等機制在天寶年间逐渐消失，而且统治者也没有把以上五點学校(养士)和科举(取士)改革看作一个有機整体，甚至将其分離独立出来，从而使改革不能彻底进行，由此我们也可窥出一斑。 天寶14年(755年)安史之乱以後，随着中央政纲的紊乱、均田制的崩溃，学校教育从而面临教育财政不足，教育人员安全不能保障，重进士科而轻经学等重重危機，从而逐渐衰退，已经在开元、天寶年间施行的学校和科举的二元化改革中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