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主要以辛亥革命时期“以字诠史”研究法的形成與其中西学术之根源为主题展开论述，入手处是刘师培和梁启超治史学、小学所取得的成果，重点则是这两位的中西学术会通和对国学传统的革新。综观刘、梁的以字诠史的研究和中西学术会通的成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首先，刘、梁立足于清代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同时积极吸收严译名著所介绍的西方社会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了一种新的以字诠史研究法。可见，以字诠史研究法的确是中西学术会通的结晶。其次，就以字诠史法的中西学术渊源来说，辛亥革命时期得到发展的中西学术会通并不是中国学术某一学科对西方学术某一学科之间的交汇，而是这两个知识系统之间的交融互释。另一方面，刘、梁对西学新知的选择和吸取完全出于晚清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因此在吸收新知系统时具有较强的能动性与积极性。这一点足以说明，在中西学术交流和中国学术由旧到新的演进过程中，旧学本身并不一定是障碍，反而有时它是主要的推动力之一。最后，以字诠史法的形成过程清晰地透露出中国学术的体系和传承，在辛亥革命时期开始了由以人为主向以学科为中心的转型。“前者谓之家学，后者谓之科学。” 这是旧学和新学的一个分界点。换言之，今文学大师梁启超和古文学殿军刘师培同时打破古典学术流派之间的隔阂, 并且相继藉着西方社会学和语言学一起改造小学，进而建立了崭新的以字诠史 研究法。中国过去以人为主的传统家学系统到了他们那里却未再沿老路走下去，而是转向以学科为单位的新体系，从而走上了现代学术的道路。